他既是企业家，又是农村改革家，他的改革观点是从创业实践中得来;他因“非法集资”入狱，引发全社会大讨论，被称为中国乡村银行的“先烈”，他说“我无罪，但我伏法”;他提出“私营企业不姓私”;作为家族企业的大家长，却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立宪”式改造。

　　夫妻艰难创业 “投毒，放火，都经历了”

　　1985年初，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发包村西北一片叫做“憋闷疙瘩”的荒地，曾经当过八年兵，转业后在徐水县农业银行工作的村民孙大午鼓励妻子刘惠茹和另外五位村民一道，以每亩6元的价格承包了这片无人问津的荒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

　　也曾为贷款弯腰

　　当年，农村企业要想为发展而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为贷款弯过一次腰。2000年，大午集团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贷款600万元。在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下，下面的经理向请示，需要几万元的公关费，才能贷到款。孙大午说:“你们看着办吧。”经理送给了某银行行长一万元钱。但对方收了钱并不办事，孙大午知道后大怒，硬是要回了6000元。从此以后，他也与当地金融机构绝缘了。

　　“粮食银行”

　　最初，大午集团主要从事养鸡、养猪、饲料加工等产业,经营过程中，逐渐出现了饲料(粮食)紧缺问题。大午集团自创了“粮食银行”公司向农民借余粮。农民要粮食还粮食，不要粮食还钱。到了1996年以后，“粮食银行”开始逐渐转变为借款形式，由大午集团出具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从1996年到2003年，长达8年的融资活动中，储户和大午集团从没有发生过信用纠纷。

　　锒铛入狱

　　2003年开始，长期徘徊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之间的大午集团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而性格耿直、地方人脉并不“兴旺”的孙大午也因此银挡人狱。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认定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

　　引发社会大讨论 判三缓四

　　“孙大午案”几乎惊动了整个中国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柳传志、茅于轼、巴曙松等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纷纷为孙大午鸣冤叫屈，在国内掀起一场关于民间集资定性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徐水县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我无罪，但我伏法

　　孙大午始终不认为自己真的犯了罪，他将自己的感受概括为六个字：“我无罪，我伏法。”“贷款太难了。在农村，你的房产是集体建设用地，你的土地不能抵押。比如说我搞养殖业的，养了几十万只鸡，他(银行)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这件事以后，孙大午一直想做一个自己的乡村银行，但都因为政策上的壁垒做不成。

　　“孙大午案”本应具有标杆意义

　　中小型私营企业融资难，是个陈旧得快要发霉的老话题了。今天，它仍在朝着霉变的方向继续发展。对解决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难题，“孙大午案”本来被视为具有标杆意义。但是在他身后，各地仍有断断续续的新“孙大午”们，同样在为融资而揪心奔忙，甚至同样身陷囹圄。

　　孙大午谈吴英案

　　孙大午：吴英的罪名一个是定的集资诈骗罪，诈骗罪我觉得是定不上的。因为一个真名实姓的人，真名真姓真地址的人去诈骗，这本身就不成立。说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也非常勉强。比如你说非法集资，那肯定就有合法集资，我们哪有合法集资的渠道?我们既没这方面的法律，也没这方面的条例去说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是政府不批准的，你都可以视同违法，都可以视同非法。

　　公共企业家

　　秦晖、秋风、茅于轼、陈志武……孙大午是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敢将这么多公共知识分子称之为朋友的人。而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2003年3月，他到北大作《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并痛陈基层管理弊病。

　　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松绑放权

　　孙大午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对农村的松绑放权，他建议政府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